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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戰時期的土紙文學及其裝幀藝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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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國最美的書”評委會每年都會評選“中國最美的書”,從《樂舞敦煌》到《黔縣百工》,從《評論與被評論:關于中國當代建筑的討論》到《造化:中國設計》,都以紙張選擇的與眾不同,裝幀設計的匠心獨運而備受矚目。

80年前,在抗戰烽火蔓延的年代,由于主要造紙工業或毀于戰火,或淪于敵手,即便遷往內地,也面臨著原料匱乏的困境,加之物資短缺,優質紙張實行配給制度,在抗戰的大后方,不得不以手工、半手工的方式生產紙張,并以此印制書籍,這類紙張被稱為“土紙”。土紙是相對于近代常用的機器造紙而言的,其在選料、生產流程等方面,都承襲了中國傳統的造紙方式,并有所損益。

土紙比道林紙粗糙、暗淡,書頁上常?梢姴菽绢w粒,比今天的粗報紙還粗糙。大后方的文學書,多以土紙印制,開創了一個“土紙文學”的年代。

土紙雖粗劣,但大后方的作家、藝術家仍希望通過裝幀設計,尤其是封面設計,傳達一種情緒與思想,寓內容于形式,讓讀者僅從封面,即可知其內容。通常是采用木刻工藝,或以漫畫的形式,將抽象的文學主題轉化成一幅生動的封面圖案或插圖。

徐遲譯《托爾斯泰散文選》(1944年 美學出版社)以藏藍色條框,構成一個十字形的一部分,十字正中的藏藍色條帶,通貫封面,上繪白胡老翁,面色沉郁嚴肅,皺紋深邃滄桑,當時的人,一眼可知此人是托爾斯泰。嚴肅的托爾斯泰頭像,隱喻道德的嚴肅性。此書選取了散文三篇,《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》《〈克勞采奏鳴曲〉后記》《過一個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》,“給人的印象卻是嘮叨的勸規以及某些偏見”(姜德明:《托爾斯泰散文集》,收入《燕城雜記》)。封面的設計與內容,顯然具有一致性,并以沉郁的藏青色調,渲染一種嚴肅的氛圍。

王西彥《村野戀人》(1944年 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)則采用一種暖色調,封面最上方是良友公司顯眼的標識“良友文學叢書”,封面主體采用了幾何圖案、剪紙與文字的錯落設計!洞逡皯偃恕肥峭跷鲝┑拈L篇小說,講述了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山村里,兩對青年庚虎和小金蘭、金豹和虎妹的愛戀故事。暖色調寓意小說的愛情題材,右下角的小幅畫作描繪的是一對鄉村的男女青年,從女青年的姿勢可知他們是戀人關系,剛好寓意“村野戀人”,旁襯的荷花,類似孫犁的《荷花淀》、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,暗示情欲。

抗戰時期,大多數的土紙書籍,并沒有精致的封面,尤其是社會科學類圖書,只印有書名、作者、出版社等基本信息。部分書籍,有簡單的幾何裝飾。為求美觀,部分書籍只得以封面文字的變化,創造一種文字的韻律美,使暗淡的封面略顯靈動。

如《巴爾扎克短篇集》(1942年 三戶圖書社),只在書名下方,印有稿紙式的紅格。以黑、紅色的強烈對比,突出書名與譯者!度諆韧咧ā罚1940年 生力學社)則毫無裝飾圖案,只以大一號的字體,強調書的內容!稄膰飞纤玫拿褡鍖氂枴罚1940年 新中國文化出版社)可以說代表了土紙裝幀的簡約風。這類裝幀,多用于非文學的社科類圖書,只需直截了當地告知讀者信息,追求文字表達的準確性,而無需通過封面的設計,傳達給讀者某種情緒。當然,封面設計的簡約與否還取決于成本、印刷條件等因素。

抗戰勝利后,隨著淪陷區的光復,造紙業的恢復,粗糙的土紙漸次被淘汰。但在某些偏遠地區,土紙仍被繼續使用。1958年到1960年期間也一度使用土紙印制書籍。

《開老百姓面》刊于1946年,是湖南湘鄉人譚日峰論政文集。此時抗戰已結束,但偏僻的湖南湘鄉,仍以土紙印制書籍。封面采用漫畫形式,繪出一名湘西百姓在兩個持槍的官兵之間左右為難的窘境。書名為紅色字體,百姓腳下也是一灘血,而人物則是冷色調的藍色,冷暖色調的巨大反差,營造了一種壓抑乃至恐怖的氣氛,暗示著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社會。

今天,當純手工大行其道之時,當東巴紙成為旅游紀念品,《黔縣百工》備受愛惜之際,應當記得還有一個使用土紙的年代,一個不得不用土紙的年代,一個在粗糙的載體上創造了輝煌奇跡的年代。

(作者供職于杭州博物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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